和氏在楚国的山中采得一块巨大的玉璞，就去献给楚厉王。厉王让宫中的玉工鉴定，玉工说：“是石头。”厉王把和氏当成骗子，砍了他的左脚。楚厉王死后，楚武王继位。和氏又把玉璞献给武王。武王让玉工鉴定，玉工说：“是石头。”武王又把和氏当成骗子，砍了他的右脚。楚武王死后，楚文王继位。和氏抱着这块玉璞在楚山之下恸哭，哭了三天三夜，哭光了眼泪，眼睛里流出了血。文王听说了此事，派人劝他道：“天下被国君砍去脚的人多了，为什么偏偏只有你哭得这么伤心？”和氏说：“我不是为自己的脚被砍掉而伤心，我伤心的是，明明是宝玉却被说成是石头，明明是赤胆忠心的臣民，却被当成欺君的骗子——这才是我最伤心的事啊！”楚文王就让玉工琢磨这块玉璞，加工出了稀世罕见的宝玉，命名为“和氏之璧”。
《韩非子》五十五篇，其第十三专以《和氏》名篇，并且是全书中唯一一篇以人名命名的篇目，可见韩非对和氏故事的重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自己就以和氏自居。韩非开篇讲了这个寓言，随后在解说之时，特意把和氏与他推崇的法家先驱商鞅、吴起相提并论。商鞅向秦孝公献策，秦孝公死后，商鞅被车裂；吴起向楚悼王献策，楚悼王死后，吴起被碎尸。韩非认为，和氏、商鞅、吴起为了向帝王献宝而付出重大代价是值得的，应该无怨无悔。但韩非奉劝帝王要识宝，不要在献宝者付出重大代价之后，还不识宝。他倒不是为献宝者付出代价而感到痛心，而是为帝王因不识宝而错失了宝物而惋惜。结果他把《韩非子》一书当作宝贝献给秦王嬴政，自己却一天重用也没有得到，被师出同门的李斯逼迫，服毒自杀于秦国监狱之中，付出了比和氏、商鞅、吴起更大的代价。他所献之宝《韩非子》，此后成为两千多年中国酷政的最高宝典，实际上却比茅坑中的石头还要臭，其卑鄙无耻、冷血无情，比世界政治学史上最为声名狼藉的马基亚维利的《君王论》，还要大大地有过之而无不及。
我并不反对“为有牺牲多壮志”的烈士精神，我更不反对为了达到目的而付出代价。问题在于你为之付出代价的目的是什么？如果是为了最大多数人的利益而付出代价乃至献出生命，那是值得的。而韩非提倡的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不怕牺牲和不计代价，其目的却是为了纵容专制暴君逞其凶暴，其目的是为了方便专制暴君纵其私欲。他要求帝王的所有臣民，要无条件地为帝王献身。
你看他多么轻描淡写：“天下被国君砍去脚的人多了，为什么偏偏只有你哭得这么伤心？”被暴君砍去脚，在他眼里多么无足轻重！而他笔下的和氏回答得更妙：“我不是为自己的脚被砍掉而伤心。”呜呼！只要君王能识宝，砍去双脚是我心甘情愿的。我的双脚本来没什么别的用处，长在身上就是为了让君王今天高兴砍去一只，明天不高兴再砍去一只的。只要君王知道我有多么忠心耿耿，只要君王知道我被砍脚纯属自愿，他想什么时候砍，就什么时候砍。我只恨爹娘没给我多生几只脚，能够一直让君王砍着玩。我伤心的是，我已经没有第三只脚可以被砍，如果君王再想砍脚玩的时候，就不能万分荣幸地砍在我身上了。如果君王不砍我的脚而砍别人的脚，我会嫉妒得发疯的。为了被多砍两次，我宁愿自己是四只脚的猪狗、八只脚的螃蟹、一百只脚的蜈蚣。我最痛心的是君王不知道我被砍脚是心甘情愿的，我最寝食不安的是君王不明白我的忠心，我最忧心如焚的是君王以为我被砍了脚会对他怀恨在心——如果君王为此而不安心，而睡觉睡不安稳，那么我就万死莫赎了。我简直觉得自己罪大恶极、罪该万死，我为此五内俱焚、万箭穿心、肝肠寸断、痛不欲生，我忍不住要高呼口号：“打倒和氏！”
如此扭曲如此无以复加的受虐狂的内心独白，却被韩非当成了哀惋凄切、感天动地的忠心表白！由此我发现，奴隶如果非自愿，固然不是奴才。而奴才即便自愿，如果无才，还只能是自愿的奴隶。只有自愿而且有才的奴隶，才是真正不折不扣的奴才。以此观之，天纵奇才的韩非，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奴才，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有才能的奴才。其才足以济恶，其辩足以饰非。
因此在韩非看来，奴才和氏以惊人的天才，罕见的巨眼，当众人乃至专家都不识宝玉的时候，发现了这是对君王有用的珍宝——这块宝玉后来到了秦始皇手里，秦亡后又成为历代皇帝的传国御玺；韩非虽然对此并不知情，但也足以看出他的“天才直觉”。韩非认为，世上的一切珍宝，都要不惜一切代价地献给君王。韩非认为，世上的一切珍宝，其产权无可争议地属于君王。而并非珍宝的那些贱民，其生命、自由的产权属于君王，自然也毋庸置疑——两者历来被合称为“子女玉帛”，属帝王所有。在奴才看来，君王虐待自己，就是要自己做他的奴隶；君王不虐待自己，就是不要自己做他的奴隶了。所以，被君王无限眷顾地砍脚杀头，就是奴才的无上幸福。因为君王用对奴才的虐待暴行，宣布了他要这产权，宣布了他承认你是他的奴才，因此对于轮不到君王如此眷顾的其他奴隶来说，被砍脚杀头的奴才真是幸何如之，真是三生有幸的皇恩浩荡！所以和氏从未想过，可以把宝玉留着自己赏玩。韩非也从未想过，可以把自己的才能用于像庄子那样为自己思想。庄子的思想虽然未必全是真理，但庄子确实是在为自己思想。韩非的某些思想虽然很深刻，但他永远在为君王而思想。一个人当然不必一定要为自己思想，比如可以为人民而思想，但如果一个有思想家才能的人只为独夫民贼而思想，那么他就已经失去了思想家最重要的品格，失去了思想和智慧的最高尊严。与韩非相比，庄子要自私得多，而韩非则无私得多。庄子考虑自己太多，而韩非考虑自己太少。但庄子的自私几乎不侵犯任何人的利益，他为自己的自私辩护的时候，也同时在为天下所有人的同样的自私而辩护——而暴君正是要剥夺天下人的全部无害于人的神圣又不可侵犯的自私，以满足他自己的最大限度的自私。韩非的无私，全部是为了成全和纵容暴君的自私；韩非的无私，严重侵犯和践踏了天下万民的无害于人的神圣不可侵犯的自私。庄子主张的“自私”，如果推及一切人，这种“自私”谓之“自由”和“人权”。韩非主张的“无私”，如果推及君王以外的一切人，这种“无私”谓之“贱骨头”和“受虐狂”。当韩非把这种为暴君无私献身的受虐狂强加于人民时，他就成了丧心病狂的虐待狂。受虐狂自愿放弃自由，虐待狂则强行剥夺他人的自由。
仅就寓言才能而言，在先秦诸子中，韩非的才能仅次于庄子。韩非的寓言在中国历史上数量最多，仅就表现技巧而言，质量也相当高，但如果从思想倾向和道德内涵而言，其质量只能落入最差之列，韩非是对中国历史和民族性格产生了最坏影响的先秦思想家，他是世上最无私的奴才。
（选自“长河随笔”之《寓言的密码》，岳麓书社1999年4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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